从徽雕看徽文化的敛与放

徽州三雕

　　徽州地处黄山脚下、新安江畔。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低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沏，溪水回环，正是“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山灵水秀，好似一幅水墨画，灵动、典雅，又不失韵味。

　　古徽州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但“徽州”一名却非生而有之，直到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宗方将自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已设置的歙州更名为徽州。自此，徽文化在此人间仙地积累沉淀，散发着醇厚的芳香。

　　数典徽文化，集大成者非古民居者莫属。徽州古代民居的建筑雕刻艺术，作为徽文化的显著部分，历经数载风雨时至今日依然璀璨生辉。徽州古民居建筑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砖、木、石雕刻，俗称“徽州三雕”。可以说徽州三雕不仅是民居建筑的组成部分，还是徽州独特地域特征的反映，更是徽文化的折射。

　　汤显祖曾言“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自古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美称，不仅自然环境优美，更是诗礼昌达。可谓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徽商这一独特的群体更是给徽文化的发展描上了浓浓的一笔。

　　徽文化之敛

　　从徽州古民居的雕饰上，我们看不到秦汉雕刻的雄健浑厚，也缺少盛唐艺术的恢弘气势，更多的是展现着宋元明清以来儒家文化中的“仁”、“孝”与程朱理学的“尊”、“卑”，是内敛、含蓄、文雅的艺术，强调着“寓教于美”的功能性。比较典型的如建于清道光年间志诚堂天井两侧的十六扇木雕格扇门：其顶部雕刻着表孝道的“二十四孝图”；下半截裙板处雕刻着“羲之爱鹅”、“太白醉酒”、“竹林七贤”、“苏武牧羊”等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井东侧的“陶渊明归隐图”，画面中陶渊明斜靠亭下，怡然畅饮，更有趣的是如荷叶般的饮酒器，巨大的荷叶边立一少年持着酒壶向内微微倾酒，放在小桌上不予理睬的官帽、羽扇，无不表现着陶翁的道家修养，纵情山水，怡然自得。这也隐喻了主人卢邦燮的追求，传闻卢邦燮又名卢百万，家资雄厚，曾经身历**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对世事感触颇深。在其居所中不仅有隐士的题材，同样有寒窗苦读的题材，一块木雕腰板上雕刻着一位书生骑马赶考在桥边遇一猴的故事，寓意着“马上封侯”，隐喻着主人的求仕。可以推测卢邦燮仕途艰辛不得不退而归隐的矛盾心理。享有木雕艺术殿堂美誉的胡氏宗祠亦是程朱理学的读本，该祠堂为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的族祠，亦是大商人胡雪岩、文豪胡适的故里。在祠堂的正厅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百鹿图。画面中湖光山色，松柏林立，草长莺飞，灵动的鹿或在林间奔跑，或在溪边徜徉，或是仰头嘶鸣……母鹿卧地哺乳幼鹿的画面更是在大自然里满溢了人性的关怀。鹿是纯善之兽，道教中的仙地净乐国便以传说中的麇国为基础。在祠堂正厅雕刻百鹿图无疑寄托着族人渴望活着的人生活闲适、自由，与世无争；已逝的先祖在净乐国生活无忧无虑。

　　“物必饰图，图必有意”，徽州古民居内，雕刻无所不在，同样寓意无所不在。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象征吉祥如意的动植物、器物等；无论是戏曲故事、宗教神话、民俗传说，还是蝙蝠鹿兽、龙狮动物，松柏翠竹、荷花博古、如意菱纹，均表达了古徽州居民的审美趣味、道德观念及理想追求，是优秀的工匠们将徽州的礼制文化与徽商的审美情趣加以完美结合的产物。

　　徽州古建筑用材颇为讲究，木材选用名贵的柏木、银杏、红木，刻意保持其原本纹理的清晰和本色的自然天成；砖则是选用精细的河道冲积泥土，人工淘去杂质，烧成砖块后还要经水磨平，可谓源于水而成于水；石更是选用当地的优质石材，青石、麻石、茶园石，根据石质的特征运用在适当的构件中。一切人工雕饰均在材料本色上操就，保留着材料天然的色泽纹理，充分展现材料自身的质朴之美。这正是道法自然的体现，可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徽州自古地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胜之策”。徽商虽在经营上获取了巨额的收益，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依旧深刻着儒道释的烙印，渴求着儒雅之士的气质和风度。在尊孺崇仕、重农抑商的时代，徽商难以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徽商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却不能恣意的花费或投资，很多时候被宗族势力胁迫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回家乡投入与自己并无利益关系的所在，如修祠堂、办学堂、购祖田等，徽商清楚的明白所谓的荣归故里并不能提升自己商人的地位，实质是封建宗法的强取豪夺。即使可以用大量的黄金白银捐一个小官，但商人的身份还是不被承认的。甚至可以说徽商在当时的社会看不到自我的前途，而道教无疑是舒缓内心压力最好的良药。

　　徽文化之放

　　“民居其外，官邸其中”是对徽州古民居最好的诠释。徽商拥有巨额的财富，但鉴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富丽堂皇的居所显然难以实现，但睿智的徽商给予他人一个民居的外表，却在居所的内部极尽奢华的铺洒着自己的金银，无论木雕、砖雕，还是石雕，无不选择最优质的材料，经由重重繁琐细致的工序雕造，能工巧匠更是多多益善，很多画家亦参与其中，明代尚且以简约、质朴为上，至清代，商贾间相互攀比，雕刻极尽繁琐、细腻。典型的如通景额坊，在统一的平面上雕刻了七八层甚至更多的纵深空间，浅、深浮雕，镂空，半圆雕，极尽所能。自然风光、戏曲故事、吉祥图案、民俗传说，工匠以刀代笔在建筑内描绘着主人的追求，展示着主人的财富。

　　徽商贵称“儒商”，但商人的身份难以改变，社会地位的低下严重刺激着这一高收入群体，发泄愤懑者莫过“商字枋”。

　　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的承志堂是清末盐商汪定贵的住宅，汪定贵在经商发财之后曾捐了个“五品同知”的官衔，颇为得意，特在前厅增设了一道具有官家威严的中门，但这个中门一般只有在喜庆日子或达官贵人光临时才打开，普通客人只能从中门两侧的边门入内。这两个边门上方木雕造型呈钱币图案，整体构成“商”字的外轮廓，而人从门下走就作为“口”完整了“商”字，表达着人人都得从商下过。其次在徽州古民居内八仙图比比皆是，也是徽商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自我商人身份的控诉。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份，建筑装饰在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审美愉悦外，更是传递着地域性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人文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