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考古路在何方？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支国际考古队近期在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的摩耶夫人庙下面挖掘到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木结构佛教寺庙遗迹，专家提出，此次发现为证明其为“主要佛教圣地所在地”提供了科学证据。

消息一出，佛教考古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就我国佛教考古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石窟寺考古：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佛教考古是以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遗迹包括石窟寺、佛寺遗址、佛塔、经幢、摩崖刻经等；遗物包括佛教造像、造像碑、各种佛教绘画、经卷等。有关的佛教遗迹中，学界对石窟寺遗迹的调查研究成果显著。

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就开始了对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如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石窟的考察和中国营造学社对龙门、巩县和响堂山石窟的记录等。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学家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中谈了如何将考古学应用于敦煌石窟研究的问题。1951年，考古学家宿白对敦煌石窟作了详细的考察，1956年发表了《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号窟札记》一文，首次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于石窟壁画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石窟寺考古开始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个独立学科。1962年，宿白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题为“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正式阐述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创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裕群表示，“敦煌七讲”对石窟寺的考古学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敦煌以后的石窟考古工作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就研究成果而言，近10年来，我国佛教考古著述不断涌现，如《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中国佛教与考古》、《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等；石窟考古报告的整理与出版也提上日程，敦煌研究院已经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南京市博物馆将整理出版南京栖霞山石窟报告，龙门石窟研究院也将出版龙门擂鼓台石窟报告。“这些石窟报告的出版，必将推动石窟寺考古的学术研究。”李裕群说。

考古发现改写部分佛教史

研究佛教离不开历史资料，但是仅有流传下来的一些史书经藏是不够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往往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20世纪佛教考古所发现的敦煌写经、法门寺塔文物，无疑改写了部分佛教史。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森告诉记者，2010年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探讨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物化资料。

关于早期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学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是在7世纪吐蕃兴起之后。但是，藏文古史记载佛教最早入藏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约为5世纪。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的佛教岩画认为，在松赞干布之前，佛教就已渗入西藏。

李森表示，西藏佛教考古正处在一个不断有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为探讨西藏早期佛教艺术、佛教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1992年以来，阿里地区札达县考古相继发现东嘎、皮央等一批石窟群遗存，这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拉加里王朝洛村石窟和拉日石窟的发现，为认识佛教石窟艺术在西藏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新资料。“这些石窟群的发现，对西藏中世纪乃至此后的艺术、宗教、文化、政治、民俗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李森补充说。　　　

将人文与科技有机结合

石窟寺考古报告是石窟研究的基础，对后期工作的开展、学科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在采访中，多位学者均提到了考古发掘报告编写滞后的问题。李裕群表示，石窟寺考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考古报告却寥寥无几，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李森也表示，不少重要佛教考古发现的发掘报告迄今没有问世，制约了学界的研究进度。

龙门石窟研究所原所长温玉成认为，佛教考古必须走多学科联合研究之路。李森认为，佛教考古要坚持多学科研究方法，尤其要与科技考古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佛教考古实践中。他特别提到，佛教科技考古学的端倪业已显现，但是，科技对于佛教考古不是万能的，在具体操作中还需做到人文与科技的有机结合。

李裕群表示，佛教考古具有世界性，佛教及其石窟寺艺术产生于古代印度，后传入中国。因此，除了开展中国石窟寺研究外，视野还须扩展到印度以及中亚地区。李森表示，佛教考古要有国际化大视野，在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中让中国佛教考古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