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

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药材
　　提要 古代民识未开，对疾病及其原因蒙昧无知，只能凭藉直觉和表像经验，使用所能得到的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作为药物治疗疾病。世界各国的医疗都经歷过这个漫长的歷史过程。动物入药起源于原始人对动物的崇拜，人们企图用吞食或涂抹动物脏器或其象徵物的方法驱除魔鬼或增强自身的力量，动物乃至人的组织器官和排泄物因此入药。现今有些原始部落和边远地区的民众仍然保留着这种巫术文化。我国古代医药书籍所记载的动物药材及其治疗用途，都是根据个人经验、医书记载或民间传说。吃什么补什么和药效形象的信仰，来源于巫术文化。各国古代的传统医疗都是就地取材使用天然的动植物药材。医学在20世纪迅猛发展，大量的有效化学药物问世，天然药物才退出了临床应用。东方的传统医疗仍然使用草药和动物药材，其中包括来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所保护的濒危动物，如犀角、虎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其实这些被视为珍贵的药材，临床上缺乏任何有效的证据，并没有医疗价值。因此，不论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都不应当、也没有必要使用动物产品为药。
　　人类的医药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但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前，医与巫术密切相连，医疗一直停滞在幼稚阶段。人们不瞭解疾病的原因，只是凭藉本能、直觉、想像和迷信，採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天然物质治疗病痛。19世纪后期巴斯德发现细菌致病，医学开始走向科学，但有效的药物仍如凤毛麟角。直到20世纪50年代，医学才成为科学，有效的化学药物随之大量出现，标志着现代医学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在我国，传统医疗仍然与现代医学并存，它沿袭古老的方法，使用天然药物，其中有些来源于濒危的动植物种。
　　由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野生物种的生态恶化，生境不断缩小，加上过度利用和滥杀，一些物种正在逐渐灭绝，而且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据雷文(P. H. Raven)预测，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球上的动植物种，其中25%左右可能在2015年或稍后灭绝。[1]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主席彼得.普谢尔(P. Pueschel)说，目前每年大约有100种稀有动物从地球上消失。据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我国有15-20%动植物种濒临灭绝。[2]为了避免地球上的物种进一步的枯竭，国际社会制定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英文简称CITES)，採取措施禁止野生濒危动植物的贸易。[3]我国是野生动物药非法贸易的巨大市场，俄罗斯与我国接壤，境内有500多种动物属于可入药的种类，因而非法交易猖獗。犀牛、虎、豹、麝、熊和象都被列为该公约的附录I类，作为传统医药的犀角、虎骨、豹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动物药均属在禁之列。
　　我国是CITES的缔约国，国家已经颁佈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採取措施履约。可是，受传统医疗的影响，大众仍然迷信野生动物具有药用价值，有益于健康;而且越难得到的动物，似乎药用的价值越大。这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很大困难。
　　本文讨论动物入药的起源与文化的关联，以及动物药在医疗上究竟是否有效的评价等问题。
　　古代使用的动物药
　　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西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各种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4]在唐代，所有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资源，都是药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病是无用的，那怕是没有活性的、有毒的，或者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病有用。[5]明代李时珍着的《本草纲目》收录了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6]另一些动物的粪便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7]
　　世界文明古国早期使用的药材十分相似，不外乎是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天然塬料。在古埃及的几种纸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西元前1550年的古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个药方，其中包括各种动物来源的药物，如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脾、肺和血液以及乳汁、胆汁和粪尿皆为药材。[8-11]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暴露的皮肤上用以驱逐魔鬼;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用来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用来口服治病。各种动物的血液都用于医疗，如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以预防睫毛再长。动物尿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作为药物有广泛的用途;鱼胆用于明目，猪胆用来祛除眼睛裡的邪气，龟胆也是药品。未曾交配过的雄驴睾丸用于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处很多，特别是製备油膏。治疗秃髮的方子很多，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阴茎、雌驴的外阴和黑蜥蜴的浸液搽头。[9]此外，用油煎老鼠搽头，防止头髮变白。[12]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9]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
　　古纸草纸医书上记载有吃动物的肝臟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史家认为，这例失明可能是夜盲症，因为肝臟富含维生素A。[13]《本草纲目》谓羊肝主治“目赤暗痛、热病后失明”、“小儿赤眼、翳膜羞明、目病失明和青盲内障。”[14]过去儿童患麻疹等传染病，民间有“忌嘴”的陋习，病人因此常发生营养不良和维生素A缺乏，引起角膜软化症而失明。《本草纲目》所说的羊肝主治“热病后失明”和“翳膜羞明”，我认为可能是儿童传染病后角膜软化引起的。如果是这样，至少在明朝李时珍(1518~1593)年代已有羊肝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的经验。
　　西元1世纪古罗马阿弗罗底西亚的眼科医生色诺克拉特，专门着有《取自人类及动物身体的药物》一书。其中药方有以人肉为药的，与西元前占星术士的药方相似。[15]
　　美索不达米亚所用的药物与古埃及类似，动物的臟器(特别是肝臟)、脂肪、血液、肉、尿粪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头髮都是常用的药物。[16]
　　印度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髮和毛鬃等。[17]《医理精华》是西元7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着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养禽畜、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18]
　　欧洲中世纪后期，医生使用的天然动植物药种类繁多，流行多味方药，一个药方常由二叁十种药物组成。最受推崇的是一种称解毒蜜剂(Theriaca)的万应灵药。这个“灵药”由六七十种药物加蜂蜜调製而成，除基本成分毒蛇肉外，“常含有一些令人发呕的动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药如鹿角、龙血、青蛙精液、毒蛇胆汁及蜗牛等”，意在以毒攻毒。[19]
　　比《本草纲目》稍晚出版的英国《1618年伦敦药典》，收录了各种“奇异药物”，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液、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髮、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那时放血是每个病人都用的疗法，所以，“有学问的”医生造成的祸害决不亚于巫医。[20]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因为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21]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则是吞食蜘蛛和白虫(white worms)治疗不育症。[22]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同出一辙。中医的兽血治病，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感不适，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復体力。[23]我国则有“刺(人)血热饮”，治疗“狂犭咬、寒热欲发”。[24]昔日认为人血可以治疗难治之症，特别是男人的性无能和肺痨，所以清代在处决犯人时，常有人赴刑场收集鲜血治病。[25]鲁迅的小说《药》的故事正是由这个情节展开的。我国刑场上吃人血馒头的情景，至50年代初期仍然有之。人肉也是良药，用于治疗羸瘵，所以，唐代以来割股奉亲的故事传为美谈。[25]
　　古代人类的用药观念大都起源于交感巫术，不同的只是药的就地取材。从汉唐开始，中国从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帝国输入了许多药物和医术，所以有些传统中医药是从这些地方来的。[5,26]少数民族几乎都在偏远的边疆地区，“民族医”所用的药材大都是当地常见的动植物产品，更为简单原始，与中医药不同的只在于地域和亚文化的差异。[27]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正在被商业牟利所利用。我国历史悠久，因而传统中医药内容繁杂，加上半个世纪的官方提倡，又牵强附会，以现代医药的某些理论和做法加以装饰，以致影响更大。
　　动物入药的巫术根源
　　实证主义哲学创立者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个人的或民族的知识或学科的发展，都先后经歷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依赖直觉把各种现象看成是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是想像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把神学阶段的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即神秘地将生命转移至通常肉眼见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上。最后是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29]与孔德同时代的实验医学奠基人克洛德.贝尔纳有相似的观点。[29]
　　古代先民的无知和生存环境恶劣，令他们对大自然感到神秘和敬畏，相信疾病是超自然力的作用，邪恶的力量来自神鬼精灵、星辰雷电，或者来自某些动物。他们把天空的飞鸟当作神灵的使者，地上的游蛇当成是死人的差遣，对某些动物产生迷信，灵兽或神由此产生。东非人对羚羊角的敬畏，顶礼膜拜，用于医治创伤，是因为相信“神住其中”。同时，原始人将超自然力量赋予那些被自己制伏的动物，企图通过吃它们的身体来获得其中的力量和智慧;或者用动物的名字或形状作为图腾，象征人与动物同源;吞食或涂抹动物或敌人的内臟或其象征物，用来替代有病的臟器或增强其力量。[31]人类学家弗雷泽说：“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理解野蛮人为什么喜欢吃他奉为神灵的人或兽的肉体。因为吃了神的身体，便可分享神的属性和力量。”[30,31]原始人用令人厌恶的东西，如动物的粪尿等秽物作为药药物，目的是驱除致病的魔鬼。[32,33]所以，他们常用符咒、死人的骨头和动物的爪牙等佩在颈前，或者祈祷，求助于崇拜的灵兽以及与神灵沟通的人。由此也产生了借观察星宿天象，或察看动物内臟以预测吉凶的巫医。
　　古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信仰“动物”神非常普遍，因为把灵魂(anima)神格化;观察牺牲动物的肠子等内臟，特别是肝臟来进行占卜，预测吉凶。这种占卜师称为肠卜师，其拉丁文为haruspex，词根har却来自古迦勒底文，意思则是肝臟。西元前3世纪皮亚琴察祭祀用的铜器，形状很像绵羊的肝臟;铜器分成许多小间隔，每个小隔命以司吉凶神的名字，与天上众神庙相对应。这实际上是肝蔔器，可能是教授肠卜的模型。[34]因此，古代的占星术和魔法与医术形影相随，而我国的医蔔星相也属于一类。
　　医起源于本能，早期人类中施行疗病的人是驱邪的巫师，药物作为一种巫术。中医与其他古代传统医疗的演变大致相同，“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35]但是，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的盖仑时代，医学就已经脱离了巫术和思辨模式，而是建立在柏拉图和亚裡斯多德哲学上，对疾病和人体进行认真的实际观察，应用常识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儘管那时的西方医学认识粗浅、错误很多，但那是文艺復兴后新兴医学发展的基础，进而在实验方法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医学。中医没有也不可能走上这一步。
　　巫术的思想根源在于原逻辑思维，原始人在认识事物的关係上专注神秘因素的作用，却无视经验事实，也不关心表像关联是否存在矛盾，错误地把两种无关的事物看成是因果联系。[36]巫术是一套荒诞的处理事务的原则和虚假的自然法则体系，是一种毫无成效的技艺，顺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是巫医观念的重要基础，根据“相似性”的联想，认为同类相生，或结果与其原因相似，把相似的事物错看成是相同的。[37]“吃什么补什么”和药效形象(signature)都来源于顺势巫术的相似律，即“同类相治”的原则。巫术有时似乎也有“灵验”，但纯属巧合。“巫术只不过在心理上影响人们採取轻信态度和急切追求眼前的不负责任的力量罢了。”[38]
　　“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不仅是中医的信条，而且也是我们的一种大众文化。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吃进的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学成分才被吸收。
　　李时珍虽然认为用人的骨、肉、胆、血为药，“甚哉不仁”，可是《本草纲目》仍然收集了人的血肉乃至头垢、耳塞、月经、胎屎和粪尿等37种治病的药物，称人骨主治“骨病、接骨”等，这些显然都是荒诞的。
　　[39]家喻户晓的虎骨酒和近些年的牦牛骨髓，也不可能“强筋壮骨”。中药龙骨原本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如今已由牛的肩胛骨所替代。动物骨骼和牡蛎贝壳，虽然含大量钙盐，但远不及乳酸钙等製剂易于消化吸收。动物血液所含的铁虽然可以利用，但与硫酸亚铁等药物治疗效率无法相比。
　　中医用“鞭”和海狗肾壮阳，在观念上与“吃什么补什么”类似。“鞭”是指动物的阴茎，有些还附带睾丸组织，海狗肾是海豹的睾丸，所以被认为可以增强性功能。“阳痿情结”和鞭膳古已有之。[40,41]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质极度匮乏和欲望压抑，这些东西只有少数特权者享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牛鹿狗虎鞭和海狗肾等迅速流行开来，专门供应鞭膳的餐馆也应运而生。这种情结根源于道家和中医的错误性观念，夸大性与健康的直接关係。其实男人的阳痿并非如此之多，原因主要也不是由于雄激素不足。动物的鞭肾，乃至生吞动物睾丸都不可能补肾壮阳。
　　19世纪末欧美也曾有过用动物睾丸植入或其浸液注射的“臟器疗法”，企图“回春壮阳”和“返老还童”。[42,43]例如：1889年，法国医生塞凯尔(E. B. Séquard)曾给自己注射豚鼠和狗的睾丸浸液，并向法国科学院吹嘘，他“恢復了往日的全部精力……消化能力和肠道功能也大为改善，同时觉得脑力更加轻松”，可是不久他便死了。然而，尽管许多医学人士反对，臟器疗法仍然风行一时。20世纪早期，俄国医生伏罗诺夫等人也曾用猴子的睾丸植入人体。美国的一位江湖骗子布林克利向病人夸口，植入山羊睾丸不仅壮阳，而且可以降低血压。因此他大发其财，办起了广播电台，声名远扬，促使他去竞选堪萨斯州长。当时美国还有公羊睾丸製成的“臟器片”作为“壮阳丸”邮售，后因广告虚假被取缔。[44]1931年雄激素——睾酮被分离出来，3年后发明了化学合成法，臟器疗法乃遂销声匿迹。
　　其实，有临床疗效的动物药材只有甲状腺(甲状腺素)和肝臟(维生素B12和维生素A、D)製剂，以及作用十分有限的消化酶类。如今甲状腺素和维生素B12已由工业合成生产，不再需要动物製品。
　　药效形象原指形状似人或其内臟的植物，对相似的器官具有治疗作用。[45]这种观念不仅中国有，其他民族古代也有过，但所信仰的东西不同。例如人参似人形，中医当作滋补珍品，并传入亚洲邻国，而其他国家则没有。有些动物因形态和生活习性看似奇特，在我国都当作滋补或兼具壮阳功能的上品。例如：穿山甲体表覆盖有类似鱼的鳞片，却是陆地动物;海马、海狗外观似陆地动物，却在生活海洋中;陆地的蛤蚧(一种蜥蜴)身上也覆有细小鳞片;鳖既能在陆地生活，在水下也能生存;海参形似植物，却长在海裡等。但是，以色列和欧洲人对这类动物的态度则不相同，古以色列人把这些看似兼跨两界(betwixt and between)难以归类的动物视为不洁的、可恶的禁忌物。[46]
　　“有些中国药物完全来自文字游戏或怪诞的联想：蟾蜍的皮肤多皱折，所以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长在山涧裡的青蛙，由于涧深水寒，就被认为对身体具有‘清凉’作用。”“上海的报纸充斥着‘肺形草’的广告，被鼓吹为治肺结核的良药。”[47]鲁迅的父亲生病，“水肿逐日厉害”，用过“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因为“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48]“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蛮荒初民的思维特性的残遗。由于不受科学方法的检验，‘直觉’有任意发挥的空间，常近于幼稚的幻想。”[47]这种巫术思维和怪诞联想，仍是现今中医的思维特徵和用药基础。[49]如用蛇和蛇蜕治疗各种难治性皮肤病，大抵与蛇皮光滑有关。蜈蚣、蝎子等虫子善于穿越钻爬，因此用来“攻毒散结，活血通络”，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露蜂房(即黄蜂窝)可以“驱风攻毒”、“祛风止痛、祛风止痉”，治“风惊颤掉”，甚至“煎水浴身，治小儿癫痫”，在于“蜂”与“风”同音。[50]其实，《本草纲目》中的动物药大都基于这类联想，如犀牛的角居中怪异，因而犀角能“通神、破水”。[51]由于古人崇拜鹿有千岁长寿，且频繁交配，因而迷信鹿茸滋补、壮阳延年，治疗“阳痿滑精、宫冷不孕”。[52]“象肉臃肿，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因而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灰治之。[53]鲁迅批评说，“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髮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是“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妄想。[54]
　　中国的传统医药与道教有直接的渊源。[55,56]“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而又进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因而素有“医道通仙道”和“十道九医”之说。用桃枝画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桃是生命的象徵，具有杀鬼的能力;虎形是传说中的食鬼虎，所以道士用桃剑，南方人家的门楣贴虎形来躯鬼。[55]《本草纲目》中虎药用途很广，可以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就连“屎中骨”烧成灰也可以治大病。[57]
　　道家耽于神秘幻想，因而中医用药也稀奇古怪。鲁迅说，“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经霜三年的甘蔗”，还有“‘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神妙就在这地方”。[58]动物体内少见的结石、病变和特殊结构，都被视为珍药。所以李时珍说：“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59]古时对灵芝、天麻和冬虫夏草这些真菌类的东西不明究竟，稀罕难得，因而被视为珍贵药材，并赋予神秘的名称，如今又因其名称神秘而信仰不衰。
　　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对有关冬虫夏草的无知妄说感慨道：“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60]当今的医学进步是那个时代无法比拟的，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传统医药的迷信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续）：对动物药医疗价值的批判
　 作者：祖述憲
安徽医科大學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退休教授
研究領域是傳染病流行病学和医疗卫生政策
現在是安徽預防医学会 环境与动物保护教育組创建人
近著《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翻译有《动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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